顾希均，凯里市凯棠乡凯棠村人，苗族，1921年2月出生于一个贫农家庭。他原名顾怀诚，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他曾用笔名兮今、希金、希今、林萌、秀水。1928年，顾希均入私塾读书，由于他从小勤奋好学，天资聪颖，成绩优良，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在旧社会里，由于乡、区长与地主互相勾结，大肆派粮派款，欺压平民百姓。因为群众大多为文盲，不会撰写诉状，没法向上控告。年仅13岁的顾希均十分同情群众疾苦，挺身而出，撰写简单状子，并用老南瓜雕刻私章，支持群众上告。伪乡、区长知道后，怀恨在心，于1934年冬临过苗年时，借口以其父顾灵基“拖欠粮款”为由，派区丁到家里抓其父亲，因顾父早已逃离家门，区丁便将顾希均捆绑起来，吊在一棵大梨树上，摧残顾希均，周围群众人人义愤填膺。幸得顾希均姑妈从亲友借得三十块大洋交给区丁等人，才把顾希均从梨树上放下来，并又把他押到旁海区公所关押三天，因亲友多方说情，该区区员顾亮保才把顾希均放出来。遭此劫难后，顾希均立志要打倒恶霸地主，为家乡人民解除疾苦，便决心外出读书。

1935年，顾希均在亲友们的关心和资助下，与同村几个年轻伙伴去到黄平参加考试，顾希均考取了黄平中学。在黄平中学读书两年半期间，由于成绩优异，并得到一位老师的资助和推荐，顾希均遂于1938年进入铜仁国立三中师范部就读。铜仁三中的师生，绝大部分来自江、浙、皖等省沦陷区，身受国难家仇之痛，抗日热情高涨。由于顾希均是一个要求进步，充满革命理想的青年，加上在师生中一大批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的教育帮助下，顾希均在学业和思想上进步更快。在学校，顾希均经从事地下工作的董春泉、陈德昭的介绍，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读书会”，并成为该会负责人之一。在此期间，顾希均经常阅读党的报刊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等进步书籍，并积极为“读书会”所办的壁报撰写文稿，宣传我党关于抗日救亡政策和其他革命理论，引起了该校三青团反动组织的注目，并报告到铜仁反动当局。顾希均便受到铜仁当局的跟踪监视，不久，顾希均不得已便离开了铜仁国立三中。

1939年下半年，顾希均转入湖南国立十一中师范部就读。在此期间，他积极向邵阳《力报》投稿，并与该报社采访部主任、主笔冯英子通信，因顾希均文章写得好，思想进步，得到了冯的赏识。1940年初，经冯子英介绍，顾希均到邵阳《力报》当编辑。《力报》经常刊登八路军抗战胜利的消息，湖南省警备司令部于1940年5月13日将报社查封。该报的三个主要负责人被捕，顾希均也被敌人注意并被通缉，顾希均只得离开邵阳，转到湖南衡阳《力报》社工作。这期间，他写了不少战斗性强的文章，又遭到敌特监视，不得已他又离开衡阳，他几经辗转到湘东、香港、贵阳至桂林，入广西大学半工半读，并自修英、日、俄语。大学毕业后返回凯里，因顾希均懂外语、有才干，被镇远专署专员刘时范（进步民主人士）任命为专署民政视察员，经常被派到各县去视察。顾希均利用其合法身份，一方面广泛与群众接触，另一方面秘密与中共凯里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与凯里党小组负责人李光庭、李长青和雷山开展革命活动的杨光文等在炉山、台江、雷山等地从事革命活动，顾希均主要负责观察当地官员和知名人士的动向。

1945年8月，顾希均去贵阳，到“民生盐号筹备处”工作，并以此为掩护，负责地下党员联络工作。1946年，顾希均又转到贵阳《大刚报》社工作，负责资料室工作兼编国际新闻，他仍以自己的住所为联络点，与李长青、肖奇富、张裴然、李光庭等经常联络。是年6月，凯里党小组负责人李长青到四川重庆找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的袁超俊同志，袁向李传达了关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等指示精神。李长青返回贵阳后，把上级党组织的精神向顾希均传达，并绕开反动特务，秘密召集其他革命同志召开几次会议，商议下一步如何开展革命活动。同时，顾希均利用新闻职业的有利条件，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歌曲和载有解放战争胜利消息的《华商日报》秘密交其他党员散发或邮寄出去。活动不久，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产生了怀疑，唆使工头殴打他，使顾希均头部受伤，顾希均愤然离开《大刚报》，因报社被国民党特务掌握，顾希均走时，报社还扣发他一个月的工资。1947年7月，顾希均到贵阳《力报》社工作。

贵阳《力报》社原先一直发表反共反人民的评论和文章，没有人看，卖不出去，业务萧条，行将倒闭。该报社社长李思奇找到乡友李晓天继续接办该报社，李约老同学蒙昭、洪光贵（中共地下党员）商议办报之事，蒙昭又介绍“办报能手”顾希均及其好友张凤鸣（地下党员）共同研究改组《力报》，最后确定，李晓天为改组后的《力报》社长，顾希均出任总编，张凤鸣、蒙昭任编辑。《力报》改组后，确定“半面向左转，向前一步走”的办报方针，并在本报启事和告读书者中着重提出，贵阳《力报》追求真理，揭露一切黑暗和丑恶的现实。在《力报》上，连续发表了许多抨击时弊的社论和文章。7月3日，《力报》发表了《米价涨，人心危》的社论，揭露城市各阶层“穷奢极侈与衣食无着”的社会现状。不久，顾希均通过关系订了一份香港《华商报》，还收到新华社的一些电讯稿。为了不让国民党新闻机关抓辫子，他将上述来源的消息掺入国民党中央社的报道之中，经过剪裁后载出。国民党报纸渲染国军处处获胜，《力报》则报道《国军退出泰安》《鲁中共军围攻临朐》《苏北激战兴化失守》《刘伯承部渡河南下》等等。8月21日，《力报》以《战场七月如流火》为题，阐述了国军“全面进攻”的破产和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此文载出后，轰动贵阳山城，当天报纸被抢购一空。国民党当局慌了手脚，警告《力报》发行人（即社长）要立即转变立场，遵照“戡乱法令”行事。顾希均等宁肯报社被封，也不肯改变办报方向。9月6日，《力报》发表顾希均构思的《从京沪各报消息看最近战局情形——战事南移到中原形势严重》评论文章，内容为刘伯承的南下大军正分三路向前推进，战斗中，国民党军兵力损失惨重，由于如实报道国共两党战局，揭露了国民党的虚伪性，这彻底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当局。9月9日，国民党特务将《力报》发行人李思奇和顾希均逮捕，《力报》社也在当天被查封。社长李晓天因在外出差，没有被抓捕，但也被敌人下令通缉，形势十分危急，其他同志被迅速转移到农村隐蔽。李晓天按顾希均原来的布置找到云南罗盘区的党组织，继续参加游击武装斗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顾希均被捕后，他是作为重要政治犯被关在国民党军统特务陆军秘密监狱单人牢房。敌人除用酷刑折磨顾希均外，还不分昼夜地开着红色大灯泡，有意伤害他的眼睛，同时还放着《三民主义》和佛经给他阅读，企图给顾希均洗脑。在这个监牢里，从不给顾希均放风，也不送开水喝。尽管如此，顾希均坚强的革命意志没有丝毫动摇，敌人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东西。1948年4月，敌人又用黑布蒙着的马车把顾希均转到贵阳鸭子塘监狱关押。因顾希均眼睛受伤，一下车见到白色强光，立即晕倒过去，等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在鸭子塘监狱，敌人继续残酷地折磨顾希均，一边给他戴上脚镣，一面禁止他与别的“犯人”接近。之后，敌人又把顾希均又二号监房转到三号监房。因封锁严密，顾希均的家人无法将衣被送进监牢，他只得与难友陈福桐（地下工作者）、张人信共盖一床被子，好不容易熬过了漫长的严冬。另外，监牢里每个革命战士每餐只分得两小碗，半杯米汤，没有菜，有时饭分完不够，只得轮流挨饿，顾希均挨饿时，就用黄泥巴捏成象棋来下，借以充饥。在狱中，尽管顾希均脚戴镣铐，受尽折磨，经受着生死考验，但他表现出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令我们后人无不感动。顾希均最后一次审讯是在1948年秋末的一天，审讯的特务罗织出两条“罪”，一是称刘伯承为将军，是“为共匪张目”；二是用顾希均为名，是“希望平均社会财富，是共产主义思想”。在艰苦的监狱生活中，顾希均仍然保持乐观主义精神，他经常与难友们唱歌、跳舞，对年轻难友进行气节教育。因他多年从事新闻工作，他给大家讲授有关“新闻学”的一些基本知识和技巧。另外，他有时利用放风或倒马桶的机会，从垃圾堆里捡得一些残缺报纸，给难友们分析时局的发展，鼓舞了难友们的勇气。当我军即将解放贵阳时，顾希均托难友陈福桐带给妻子一封激情洋溢的信，信是这样写的“小冬的妈，现在已经是黎明的前夕，天快亮了，我们将沐浴着胜利的阳光，带着我们的冬儿，在河滨公园、南明湖畔，欢乐散步，过着多么幸福的生活……”。可不幸的是，就在我党我军节节胜利时，国民党怀着绝望和仇恨的心理，于1949年11月11日，把顾希均等24名革命烈士杀害于贵阳纪念塔附近的马家坡。时年顾希均才28岁。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双十一”惨案。

1949年1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解放贵阳。之后，省、市党委、政府举行隆重追悼大会，追认顾希均等同志为革命烈士。之后，顾希均的遗体由省民政厅火化，并征得烈士母亲杨务普同意，由民政厅将烈士骨灰送到烈士家乡—凯棠安埋。1983年5月25日，民政部给顾希均烈士的儿子顾晓东颁发《革命烈士证明书》。

顾希均烈士虽然一生短暂，但伟大壮丽，他为了党的解放事业，为了追求真理和光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是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是苗族人民的好儿女，他的精神永远炯炯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