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监督官员行为的北宋监察制度，对当时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乌台诗案”是北宋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为我们深入了解北宋监察制度提供了一个独特视角。通过对这一事件的细致分析，可以清晰看到北宋监察制度在运行中的利与弊。

　　生性率直讥讽新法惹祸端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王安石提议变法，神宗赞同。内容涉及涵盖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市易法、保甲法、保马法等。虽然变法给国家财政带来了一定收益，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弊病，朝廷官员逐渐形成新旧两党，纷争不休。新党是以王安石为首拥护新法的改革派，旧党则是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反对变法的一批文人士大夫。苏轼生性率直，对于不合理的事直言不讳，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他撰写了《议学校贡举状》《上神宗皇帝书》《再论时政书》等文章。在杭州、密州、徐州任职期间，苏轼的诗文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讥讽时事的，尤其是对新法的批判。

　　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二十日，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在《湖州谢上表》中，苏轼写道：“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其中“新进”与“生事”等表述，被一些人当作把柄。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这些语句上奏，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一有水旱之灾，盗贼之变，轼必倡言，归咎新法，喜动颜色”，并请求对苏轼“大明诛赏，以示天下”。但宋神宗仅命令将此事送交中书省处理。不久，苏轼《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的问世，给了御史台搜集材料的机会。

　　新党发难弹劾升级入刑狱

　　元丰二年七月二日，变法的坚定支持者、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以《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为依据上奏弹劾苏轼，他将苏轼的诗句与新法一一对照：“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舒亶认为苏轼“怀怨天之心，造讪上之语”，罪行严重，应以“大不恭”论处，判处其斩刑，并呈交相关诗文请宋神宗定夺。

　　御史中丞李定曾被苏轼讥讽不孝，趁机弹劾称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急于获高位，心怀不满便讥讽权要，认为苏轼对青苗法多加诋毁，且将相关诗作刻板印刷、广泛传播，有四条“可废之罪”，罪在当诛。

　　宋神宗诏令将进呈的相关诗文“送御史台根勘闻奏”，后又派特使赴湖州缉拿苏轼押解京城御史台审讯。

　　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监狱。经御史台审讯，大理寺判其：“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御史台反对。审刑院复核后支持了大理寺的判决。最终，该案以“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结案。

　　汉代御史台外的柏树上经常栖息着很多乌鸦，因此“乌台”成为御史台的别称，故称此案为“乌台诗案”。

　　监察严密权力滥用显利弊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至隋唐趋于成熟。唐代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建立了“一台三院”体系。北宋监察制度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严密的监察网络，建立较为成熟的监察体制。在中央，御史台是核心监察机构，“掌纠察官邪，肃正纲纪，大事则廷辩，小事则奏弹”。御史拥有“风闻奏事”的特权，即可以依据传闻进行弹劾，无需确凿证据，这一权力旨在让御史更广泛地监督官员，不放过任何可能的违法行为。同时，北宋时期谏院一度成为独立机构，谏官不仅可以谏诤皇帝，还可以规谏朝政阙失，形成了“台谏合一”趋势。

　　从“乌台诗案”看北宋监察制度及监察职能，其有利亦有弊。一方面，北宋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当时的统治秩序。王安石变法引发了朝廷内部的激烈政治斗争，新党和旧党之间矛盾尖锐，北宋政府通过监察制度对官员的言行进行监察，能够及时发现和处理可能影响统治秩序的言论和行为。在“乌台诗案”中，监察官员依职责对苏轼的言行进行监督，尽管他们的弹劾存在过度解读之嫌，但不可否认，制度赋予他们的监督官员的权力，对于防止官员滥用权力、擅自发表不当言论具有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北宋监察制度也导致了一些监察官员权力的滥用。因为缺乏相应的制度约束，他们凭借“风闻奏事”的特权，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苏轼的诗文断章取义并对苏轼进行弹劾，这种典型的权力滥用使监察制度失去了公正性和客观性。此外，在“乌台诗案”中，监察制度沦为新党和旧党政治斗争的工具，一些新党成员利用监察权对作为旧党成员的苏轼进行打击报复，严重背离了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无法真正发挥监督官员、维护政治清明的作用。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