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记中共凯里地下小组成员喻雷
喻雷(又名喻觉民、祖根、祖鸣) 男,汉族,1910年出生于贵州省习水县桑木区。喻雷的父亲喻国臣,解放前以经营杂货、大米、盐巴为业。喻雷小时在仁怀县城关小学读书,成年后外出到湖北考入国民党武汉军官学校。1931年,经国民党85师驻武汉办事处主任唐寿南(贵州省凯里人)介绍,到该师附设于崇阳县的军士教导总队当班长。1932年春,参与打入教导总队的共产党员舒保初(贵州省翁安人)为首策划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起义,因起义失败,舒保初等人被敌人杀害。喻雷同事件参与者李光庭(贵州省松桃人)、王毅(贵州毕节人)和唐寿南等闻讯逃脱,并决定回到贵州省黔东南继续革命,于1933年春,辗转来到凯里唐寿南家。
1933年,为开展军运工作,喻雷和唐寿南等招募黄玉如(贵州省麻江县翁里人)、陈学海(又名陈文渊,贵州省雷山县大营人)、杨玉清(贵州省雷山县大塘人)等有志青年,打入王家烈部张元勋边区司令部,喻雷任营部文书。后在该部开展兵运工作受挫,返回凯里进行革命活动。
1934年秋,喻雷赴贵阳打入国民党贵州省保安处教导总队当学员。同年底,经王毅联络,喻雷、李光庭到安顺会见中共贵州省党组织负责人秦天真,秦天真代表党组织接收喻雷为中共党员。
1935年初,中共贵州省工委经中央批准成立。同年夏,为开展军事工作,省工委决定成立军事小组,喻雷是军事小组成员之一。同年7月19日,贵阳党的机关驻地遭受敌人破坏,林青(省工委书记)、刘茂隆(即刘雪苇,省工委成员)等同志被捕,8月20日刘茂隆越狱,喻雷和高言志把刘茂隆安排到贵阳南大门外太平街(石岭街)关炯明(贵州省剑河县人)住处隐藏。喻雷此时介绍关炯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刘茂隆即在关炯明的住处办军队中的党员短期训练班,喻雷参加了训练班的学习,并负责油印宣传文件,散发到各个学校。9月14日,林青被敌人杀害于六广门外,并阴谋利用收葬林青遗体寻找线索,继续破坏我地下党组织。横尸刑场三日,安葬林青遗体迫在眉睫,喻雷和高言志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个艰巨任务。为了保证党组织免遭破坏和同志们安全,他俩设法找钱买了棺材,雇请一个拾破烂的老婆婆,给她交待了收尸安葬办法,林青遗体得到妥善安葬,做特的阴谋未能得逞。那时,贵阳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喻雷从敌教导总队获悉要全城大清查,情况险恶,立马从教导总队跑到关炯明家,护送刘茂隆离开贵阳,安全转赴外地工作。
红军离开贵州北上抗日后,根据省工委的指示,喻雷、李光庭、王毅等以凯里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年冬,经上级批准建立凯里党小组,李光庭、李长青为党小组负责人,喻雷、王毅等为成员。党小组建立后,为发动和教育青年人投入革命,在李长青家成立“青年读书会”,喻雷为教师,对青年进行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教育,发动青年以各种形式同反动当局和地方土豪劣绅、封建势力作斗争。
1936年夏,为加强同各地革命工作的联系,喻雷打入镇宁县保安大队任少尉国术教官,与在安顺从事革命活动的洪鼎、朱桂林、李运享等秘密联系,商讨开展安顺地区的革命工作。同年下半年,离开镇宁返回凯里参与李光庭、李长青主持召开的龙头河野鸡滩会议,研究部署开展武装斗争,喻雷深入凯里邻县麻江、台拱等地发展地下武装,共召集各地武装数百人,为建立雷公坪建立革命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1937年,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情况下,根据上级党的指示。凯里党组织随即停止军事活动,分散各地宣传党中央的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此时,喻雷离开凯里赴安顺与丁沛生、张桓兹、朱桂林等联系,在紫云、镇宁、关岭三县交界地区开展革命工作。
1940年春,喻雷返回凯里工作不久,发生了驻凯的保警队以抓赌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开枪打伤群众二人的事件。喻雷和李长青等商议,发动群众围攻保警队,打死作恶多端的保警队班长,并组织地方民间武装两百余人到凯里近郊的龙头河阻击带县保警大队前来镇压的县长李紫珊,逼李紫珊退兵回炉山县城,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1940年下半年,省工委领导人奉命离开贵州,在失去与上级联系的情况下,喻雷和李光庭在凯里近郊川岩办酒精厂,筹备革命经费。1941年,黔东人民不堪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酝酿组织暴动。为支持黔东人民的抗暴斗争,喻雷不辞辛劳,以销售烤烟为名,从凯里乘船顺清水江到锦屏,没途找邰胜江、关炯明(后赴翁安找到)等人了解情况,商讨支持农民起义事宜。
1942年,凯里党小组为加强与贵阳、安顺等地的联系,喻雷作为麻江大良田“荣通酒精厂”职员驻贵阳乔家桥“沿通酒精厂办事处”,以此为掩护作秘密联络工作,李光庭、李长青不断派人赴贵阳与喻雷联系,了解各地革命活动情况。正当他满怀革命豪情,兢兢业业工作的时候,病魔向他袭来,经医治无效,于1944年5月20日病故。1978年5月1日,原中共贵州省工委负责人秦天真对喻雷的评价是:“喻雷同志是个好党员,他对党忠诚,工作积极,他的病故,是党的损失。我和许多同志都非常惋惜。”喻雷病故时年仅29岁,没成家,一心扑在党的革命事业上。病故前夕,喻雷写给胞弟喻钧陶一封信,他谈到个人问题时,这样写道:“……关于后人的问题是不必考虑的,现在我的希望,除了以父母与我这个身躯争取大众真理底(的)实践外,准备完节(结)双亲之后事,及我们兄弟姐妹的欢聚了就是我唯一的愿望。此外,盼您同和荣多生几位干大众事业的先锋。此祝时安!觉民二十九日。”
喻雷在写这封家信之后两个月就病逝了。他对父母的孝意和期待兄妹欢聚都未能如愿,但他为之奋斗的“大众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